老太太行医80年，逝世后把100个秘方刻在墓碑上，同行来祭拜抄录_患者_袁淑_药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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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一去不复返，逝者如斯，百年光阴如孤寂的长夜。留给后世纪念的，也不过是一块默默矗立的墓碑。
有人会选择在墓碑上刻下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成就，也有人用最喜欢的诗句来表达对生命的怀念。然而，将毕生积累的八十年行医心得浓缩为百余个药方，镌刻在墓碑上的人物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，却只此一人。
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来说，一旦头疼脑热，通常都会走进西医诊所。
展开剩余91%先是接受一系列检查和化验，确认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作祟，随后用抗生素或其他化学制剂对症下药，药效迅速显现，病痛随之减轻。
西医以其科学的体系和大数据支持，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信赖。毕竟，每一种西药都经历了层层临床试验，疗效和副作用都一目了然。
西医的后备人才层出不穷，遍布全国的医学院让无数学子得以系统学习，附属医院的实习机会也使他们能够熟练掌握临床技能。只要依照既定的诊疗流程，大多数人都能成长为合格的西医医生。
不过西医真正传入中国，是在明末清初，那在此之前，百姓遇病又如何应对呢？
中医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，长期以来，在救死扶伤、缓解病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早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初期，中医药的介入显著加快了患者的康复进程。
如今，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已被列入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，预示着中医的新春正悄然到来。
中医与西医最大的差别，莫过于传承的难度。一个优秀的西医教授，往往能培养数百乃至上千名学生；但一名出色的中医大师，能培养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传承者就非常不易。
归根结底，中医的精髓更依赖于医生的悟性和经验，这些往往难以在书本中学到。
因此，中医世家代代相传，父传子，子传孙。最核心的秘密，是那些自创的药方，对外人来说，价值堪比千金。
袁氏中医世家，在医界拥有极高声望，尤以治疗伤寒和温病闻名遐迩。
袁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袁鹤伎，于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，1905年进入清太医院，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医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袁鹤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市政协委员、北京中医药学会耆宿顾问及北京协和医院顾问等多个重要职务。
在袁鹤伎的带领下，袁氏后人不断深化伤寒与温病理论，著书立说，填补了中医体系中的诸多空白。
袁淑芳，亦是袁氏中医奠基人之一，出身医学世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怀着强烈的救死扶伤情怀，医术日益精进，16岁便开始独立坐诊。
然而，那个年代女性中医师少之又少，刚开始时，患者们普遍不信任袁淑芳的医术，宁愿排长队去找男性医生看病。
袁淑芳深感失落，明明医术不逊色男性同行，却冷冷清清，来诊的患者远不及他们的零头。
几个月的观察后，她发现女性患者尤其倾向于向女医生倾诉，特别是妇科问题，女性更愿意与女性医生交流，不愿将私密疾病告诉男性医生。
于是，袁淑芳专注妇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，开设了专门的妇科门诊，为无数女性解决难言之隐。
在旧社会，女性地位低下，文化教育匮乏，患妇科病常常讳疾忌医，甚至遭受丈夫或家人的歧视。
袁淑芳不仅每天坐诊，还常利用闲暇走进乡村田间，向妇女宣传健康知识，义诊解惑，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赞誉。
她的辨证施治准确无误，所开的药方既经济实惠又疗效显著，药到病除。
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袁氏妇科名声迅速传开，慕名而来的女性患者络绎不绝。
同时，也有许多有志学医的女子慕名前来，拜她为师，求学医术。
袁淑芳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，无论贫富，都尽力开出患者负担得起的方子，减轻病痛。对于经济极为困难的患者，她甚至慷慨解囊，免费提供帮助。
面对诚心求学的弟子，她倾囊相授，给予实习机会，且从不收取学费。
她行医教学的初心从未改变——无论得失，只愿救治更多患者，尤其是贫苦百姓。
在她心中，生命平等，不分贵贱。
随着行医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，袁淑芳反而感觉自己越来越难以应对各种疑难杂症。
患者日益增多，疾病复杂多样，许多病症前所未见，家传医书无法查证，她必须不断学习、创新。
但在那个物资匮乏、信息闭塞的年代，想获取新知识极其不易，连合适的医学典籍都寥寥无几。
然而，袁淑芳从不言放弃，她选择自创药方。
她在家族祖传“九色灵药”的基础上，结合多年临床经验，大胆尝试并创新药方和疗法。
中医的发展历程，正是这样一个从陌生病症中摸索创新、再通过患者反馈不断调整的过程。
虽然试药的患者命运堪忧，但这却是医学进步不可避免的必经之路，甚至有绝症患者因此获得救治。
袁淑芳作为中国中医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行医逾八十载，自创与改良了数百个药方。
她在治疗顽固性癫痫、大面积烧伤、骨髓炎、不孕不育等疾病上取得了显著突破。
尽管日复一日忙于诊治、学习和煎药，她的私人生活并未被耽搁。
一次医学交流中，袁淑芳结识了驻马店“济生堂”的郎中王鸣周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志趣相投，迅速坠入爱河。
王鸣周同样出身医学世家，早年跟随父亲在南京行医，在治疗发热、疟疾、瘟疫等方面造诣颇深。
因南京战乱频仍，为避祸迁回河南驻马店，重新挂起“济生堂”的招牌，继续行医。
夫妻二人均秉持纯粹行医初心，心无旁骛，致力公益医疗。
他们携手共度，互相学习、共同进步，帮助无数患者恢复健康。
婚后育有七子，家务繁重，但二人仍坚持医道不辍。
1962年，王鸣周发表论文《乙脑辨症治疗精要》，首次系统阐述中医对乙脑的诊断与治疗方案，轰动医学界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国连年受自然灾害困扰，社会生产停滞，物资极度匮乏。
袁淑芳一家七个孩子，家境拮据，生活捉襟见肘，常常为温饱发愁。
她从不向病困患者索取高昂诊金，基本只收药材成本，日子过得异常拮据。
虽然孩子们营养不良、面黄肌瘦，却无一夭折。
直到八十年代，医生收入提升，一家人才渐渐过上了安稳的生活，袁淑芳也得以投入更多时间于医学研究。
那时正值医学飞速发展时期，中西医结合理念逐渐推广。
袁淑芳和王鸣周频繁参加全国各地医学活动，吸收国际先进诊疗技术。
他们将新知融合入传统药方，提升疗效，减少副作用。
八十高龄的袁淑芳开始思考医术传承。
虽曾收徒，但坚持学成者寥寥无几，且多数失联。
她遂将医术系统整理成册，避免宝贵经验随她而逝。
著有《骨髓炎治验》《顽固性癫痫治验》等医学专著。
此外，她还留存一百多种针对妇科病、静脉曲张、腱鞘囊肿等常见病的独门“偏方”。
虽未经现代药理验证，却经多年临床检验，疗效显著，价值珍贵。
2006年，97岁的袁淑芳将一摞厚重的手抄药方交给二儿子王泰升，嘱咐道：
“这些是我毕生自创和改良的药方，经过无数次试验，疗效显著。死后，你要在我的墓前立碑，把这些药方全部刻上。若有老患者需要，就让他们去墓碑前抄录，这便是我留给他们的最后心愿，答应我，务必照办。”
作为医生的王泰升深知这些药方的珍贵，是父母倾尽一生的智慧结晶，是无数患者生命的希望，必须妥善保管，惠及世人。
袁淑芳去世后，王泰升遵命从山东请来著名石匠，亲自监督巨碑雕刻工作，确保药方一字不差地刻于碑上。
他还召集兄弟姐妹反复核对，反复确认无误后，墓碑才正式竖立于母亲陵前。
墓碑正面刻有“慈母 袁淑芳之墓”字样，两侧对联映衬：
上联“上善若水 医者佛心 年近半百却无私”，下联“孔德之容 惟道是从 方碑明示福后人”。
碑身剩余空间，密密麻麻刻满袁淑芳留下的百余药方，涵盖妇科病、白癜风、带状疱疹、鸡眼、痤疮、腱鞘囊肿、手足癣、静脉曲张等多种疾病。
方中详细记录病名、患者体质、用药方法、中药剂量、服药时间及疗程，乃至疗效预期，宛如为无医学背景者开出的一本实用指南。
袁淑芳与儿子王泰升均为懂医之人，深知药方的价值。
守护这些知识产权，开设家族医馆，必将获益丰厚，但他们无私地将这些秘方无偿贡献给社会，令人敬佩。
袁淑芳的“药方墓碑”迅速成为网红景点，吸引了众多患者前来誊抄，也引得许多中西医专家慕名观摩学习。
每位来访者无不肃然起敬，向这位伟大的医学先驱深深鞠躬，感激她为中华医学进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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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